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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青楷模孙立哲:不可复制的传奇(上)

时间:2017-04-02来源: 各界文史 作者:小小 点击:
孙立哲的传奇持续时间之长为当代人少有。他1969年从清华附中到陕北插队,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;他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;文革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,老百姓上万民折为他请命,胡耀邦亲自过问解救。2016年初,《赤脚医生往事》

      孙立哲的传奇持续时间之长为当代人少有。他1969年从清华附中到陕北插队,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;他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;文革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,老百姓上万民折为他请命,胡耀邦亲自过问解救。2016年初,《赤脚医生往事》、《延川插队往事》两书问世,孙立哲再次高调回到公众视野,他的故事至今读来,依然,或者说更加让人热血沸腾,灵魂震撼。

孙立哲
 
      围棋少年
 
      孙立哲,1951年生于清华园,父亲是清华大学法学教授。他排行老三,父母对大哥孙立博从小严加管教。到了他,母亲就有些溺爱,理由是这孩子脾气刚烈,不能硬来。所谓的性格刚烈,是他两岁时,有一次母亲扬手要打他,孙立哲不知她只是吓唬,结果高高举起洗衣板向妈妈砸过去。妈妈看见小家伙瞪着眼睛要拿洗衣板砸她,大惊,小心赔了许多好话,以后见人就说,这孩子性格刚烈,不能惹。结果,孙立哲从小到大就没有挨过母亲一次打。
 
      妈妈从小保护他的好奇心。孙立哲说要当数学家,她说好啊你当吧。过了一阵,他又想当天文学家,她说好啊你当吧。再后来孙立哲看见同学张励生做了一把好弹弓,把鸟打下来了,很兴奋,就说我长大了要当修鞋匠,用皮子做弹弓。妈妈犹豫了一下说,修鞋算了,还是修收音机吧。买了一个矿石收音机让他拆装。所以孙立哲个性自由爱好广泛,尤其喜爱围棋和芭蕾。
 
      在清华附中上学时,他的围棋已经下得很好,第一步必走天元,他的解释是以天下为己任,指点江山。而且一盘棋下过多日,能一步不落复盘。插队前大家都没事干,孙立哲和一帮清华子弟,骑着自行车在海淀区四处打擂台,曾谓杀遍海淀无敌手,后来碰上个更牛的,就败下阵来,那人叫聂卫平。
 
      他还和钱伟长结为忘年棋友。钱教授自幼着迷围棋,父亲钱挚和叔父钱穆都是高手,家学渊源,棋艺了得。
 
      钱伟长听说孙立哲棋下得好,就托人约他到家里来下棋。孙立哲天黑之后悄悄来到钱家,那时钱伟长已被打成“右派”,钱家院子里住进来好几家人,钱伟长搬到不见阳光的一间小屋,开门迎面一张床,床边一个老式木质办公桌,钱先生端坐在桌边等候。两人互致问候,铺开塑料棋盘。猜子分先,钻进黑白世界……
 
      孙立哲还会跳芭蕾,做了赤脚医生后,有时做完手术,他走出窑门,透口气,伸伸腰,踮起脚尖在原地转一圈,手叉在腰上,左腿往上一抬,一直踢到脑门上。老乡们还以为他跳大神,熟悉的老乡就解释说:“抹四(没事),人家孙大夫是在练‘把累’(芭蕾)呢。”孙立哲可以一会儿跳喜儿,一会儿跳杨白劳,一个人撑起《白毛女》全场。
 
      聪明的孩子赶上了不好的时代,“文革”期间,教授公寓楼红卫兵抄家,揪出许多人去“牛棚”劳改,压力下屡有自杀者。1969年孙立哲的爸爸报名去江西鲤鱼州农场劳动改造,欲离开清华这个是非地。孰料鲤鱼州农场并不是世外桃源,在那里他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嫌疑,受到审查。
 
     很快,孙立哲也到陕北农村插队。

 
北京知青赤脚医生孙立哲
 
      成为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
 
      孙立哲常说,史铁生是他学医的引路人。1969年1月,他们一起来到关家庄大队插队,四个知青同睡一个土炕。史铁生就教会了孙立哲针灸。
 
      史铁生的针灸术也不见得多精通,史铁生有腰腿疼的老毛病,来陕北前,专门参加了一期街道组织的“红医工”培训班,学了一些基本医学知识,他带来一整套针灸家什,是准备给自己扎针止疼。孙立哲离京时带了一箱书,其中有一本《乡村医生手册》,知道陕北缺医少药,也是为自救。
 
      没想到,一来就派上了用场。
 
      这天,知青们正在土窑里发呆,有个人边喊边跑到知青窑洞里来:“额妈难活得厉害哩,有夜啊莫?”
 
      孙立哲他们猜了几遍,终于搞清意思“我妈病得厉害,有药没有?”
 
      来人叫高天亮,知青们到他家一看,家徒四壁,仅有的一床破棉絮窝在发高烧的老太太身上,老太太脸上肿着一个红色的鼓包。知青们急忙翻《农村医生手册》,得出结论:丹毒。知青们把从北京带来的抗生素、甚至红糖、肉松都拿来了,老太太以为都是药,忙问:“多少价?”,知青们说不要钱。老太太大惊之下发了一身透汗,第一轮药服罢病已去了大半。但满脸的红斑经久不消,孙立哲又翻书,怀疑是否患上了红斑狼疮。于是想起问病史,老太太摸摸脸:“你是问这?胎里作下的嘛?”
 
      “生下来就有?”
 
      “噢——嘛”
 
      一场虚惊。
 
      但情况更加严峻,村里大面积爆发这个病,其实,这不是丹毒,是现代社会早已绝迹的“斑疹伤寒”,是一种急性传染病,鼠类、恙螨幼虫、人虱是主要传染源……陕北干旱,人们常年不洗澡,衣缝里都爬满了虱子,相互传染,甚至夺去了几个原本瘦弱的儿童的生命。
 
      知青们贡献出合霉素(氯霉素),歪打正着,恰好对症,但自备药很快用光,大伙儿又凑钱去公社买氯霉素注射液,史铁生教会孙立哲他们注射和针灸,几个知青分头奔走在山沟里,一个多月,病人都痊愈了,老乡们没花钱就治好了病。这场漂亮的抗击伤寒仗,让正迷茫的知青们精神大振,他们不再觉得为生活所弃,在老乡们渴盼和信任的目光里,找到了自信和尊严,找到了今后的方向。这之后,有人四里八乡络绎不绝来看病,大家只好从头学起,靠着史铁生那点粗浅的医学本领以及《乡村医生手册》,孙立哲刻苦钻研,医术大进。

1975年3月,郝家河大队等待孙立哲看病的老乡人山人海,川流不息。
 
      一天,老支书樊富贵牙疼,孙立哲一看,一颗大牙被虫蛀掉了一半,蛀洞里填着麻绳烧成的黑灰,牙槽肿胀流脓。针炙只能临时止疼,拔牙才是上策。孙立哲找到一把尖嘴老虎钳子,可是还缺少剥离牙龈组织的工具,史铁生贡献出了他的木刻刀。没有麻药,孙立哲用老虎钳夹住大牙猛地一拔,糟糕,牙冠拔下来了,牙根断在里面。孙立哲急了,他对老樊说:“听过关公刮骨疗毒没有,今天你就是关公,你右手狠命掐住左手合谷穴,越胀越疼越好。”说时迟那时快,孙立哲将钳子深入牙龈,紧紧夹住,猛地一拔,牙根拔出来了。
 
      第二天老樊见了孙立哲,高兴地说,哎呀呀,牙一满不疼了。
 
      史铁生那套木刻刀煮过消毒后正式升级为牙科工具。
 
      又有一次,队长张国祥急匆匆跑来,对史铁生说:“我婆姨奶疼哩。”史铁生听了头皮一阵发紧,“红医工”培训班可没教过如何治奶疼,再说十几岁的后生谁见过真乳房啊。
 
      史铁生指着孙立哲对队长说:“他行,他专业!”
 
      孙立哲只好跟着队长走了。原来队长婆姨生孩子坐月子,得了奶疮,一侧乳房肿得比另一侧大一倍多,皮肤涨得晶亮透明,疼得她整夜睡不着觉。孙立哲把刮胡刀片水煮消毒,在肿胀的乳房上“噌”地划开一个口子,接出来大半碗脓血,然后用消炎药加热敷治好了“奶疼”。晚上,孙立哲回到窑洞绘声绘色地给史铁生讲手术经过,把史铁生听得半天合不上嘴,说你小子胆也太大了,从来没见过就敢动刀子,万一治坏了怎么办,不懂装懂脸皮也太厚了。
 
      之后,发生了一件更神奇的事,让孙立哲成为当地百姓心目中的“灵神神”。那天知青们已经睡了,忽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,几个老乡打着火把,一边跑一边喊孙立哲的名字,孙立哲跑过去一看,大树下的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。身体僵直,原来这家的儿媳妇和婆婆闹别扭,想不开上吊了。孙立哲想起史铁生讲过哑门穴、人中穴和涌泉穴是人体三大奇穴,扎人中无效,他让人抬着她的脚,双手运针同时反复猛扎双脚心涌泉穴,突然,她喉咙里“嗝”了一声,有救!赶紧做人工呼吸,大约半个小时后,活了。
 
      这事一传十,十传百,人们都说孙立哲连死人都能扎活。史铁生事后评价:“这说明孙立哲反应极快,极聪明。”
 
      1969年,根据毛主席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的指示,一个“半农半医”的群体迅速崛起,上海文汇报将这一新兴群体称为“赤脚医生”。毛泽东在《人民日报》上说“赤脚医生就是好”。很快,这个制度在全国90%以上的农村推广开来。
 
      1969年4月,关家庄大队正式成立合作医疗站。首批“赤脚医生”有孙立哲、杨柳青、冯国发、徐有财和高善明。
 
      医疗站在村东头一排土窑洞里,合作办法是队里每人每年交三角钱,三角钱能买十个鸡蛋,一斤半盐。这些钱用于社员看病的药费,医生的报酬则采取由生产大队记工分的方式解决。
 
      孙立哲发心给老乡们做手术,缘于村里一位退伍老红军,他当年打仗受伤,子弹没有取出来,而且恰好在屁股上,让他蹲坐不能,受了一辈子的罪。孙立哲仔细看了看,摸了摸,觉得位置还可以。他对老人说:“我来想办法。”
 
      那是1969年夏天。这时,史铁生病了,队里让孙立哲陪史铁生回北京看病。孙立哲的姐姐是酒仙桥医院的妇产科大夫,她帮孙立哲联系到外科实习。一个月里,孙立哲把整套手术的程序牢牢记清,怎么打针、消毒、麻醉、开刀、缝合、换药,麻醉机和血钳分别长什么样,他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 
      技术上心里有谱了,可医疗器械怎么办?他就和史铁生、陈冲等设法从医院偷医疗器械,居然基本凑齐了手术器械。可是也有偷不来的,就是麻醉用的硬膜外插管,医院里偷不来,他就从家里偷,他把妈妈的一张70元存折偷了出来,取了钱,可那年头买这个东西要单位介绍信,他在药店门口转了几圈,没敢进去。最后动员他妈妈冒充通县县医院的麻醉医生,才买到了急需的麻醉用品。
 
      孙立哲回到村里,在兔子、鸡、猪、狗身上开刀练手。给村里的猪、牛、羊做新法去势手术。最可怜的是村民张国胜家的狗,一个多月里被孙立哲连续开了七次刀,狗命硬,居然每次都顺利恢复。孙立哲也喜欢杀猪,借机开膛破肚练习解剖。
 
      可是猪狗毕竟不是人,人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有一次,知青们发现当地人会将早夭的小孩,在山沟沟里扔了完事,知青们悄悄趁夜偷回小孩的尸体,夜深人静,一灯如豆,他们专心地练习解剖……
 
      孙立哲终于把老红军屁股里的子弹成功取了出来。
 
      孙立哲做的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大手术,是在1971年,给村支书高凤刘的婆姨高凤清做胃穿孔手术。
 
      这个手术对孙立哲来说相当有难度,因为患者的病灶是在上腹部,而他当时只会腰麻,如果高度再往上,呼吸受阻就会造成窒息死亡,而如果麻不到必要的高度又起不了作用。手术中,由于自制的木板手术床无法调节体位,麻醉平面太高,部分呼吸肌麻痹造成呼吸困难,孙立哲让几个婆姨掀开门帘,用新编的秫秸锅盖向窑洞里扇风输送氧气。切开腹腔后,由于麻醉已经快过劲了,病人的肠子被紧张的腹肌先挤了出来,在肚皮上摆了一大团。孙立哲和助手杨柳青、冯国发用手围住肠管,一节一节往切口里送,再用村木匠白宝生预先给他制作的木片压肠板压住肠子,向里面摸出胃,最后在胃小弯处找到穿孔处,成功进行了胃穿孔荷包缝合修补手术,清洗了腹腔里的胃液和食物残渣,挽救了病人的生命。手术做完后,孙立哲才发现院子里站满了人。书记、老乡、知青,一大群人静悄悄地等了一个多钟头。
 
      还有一次进行肾上腺癌的手术,手术做了十来个小时,天黑后,照明全靠手电,没想到大肿瘤贴在脊柱边上的大血管周围,剥离非常困难。忽然,病人肚子里汪起大量鲜血,孙立哲按住血管,大喊:“腔静脉漏了,手电照准位置!”血不断把大纱布浸湿,换了又换。手电筒电光逐渐变弱,电池眼看用尽。孙立哲看不清,无法缝合伤口。焦急万分时,远处传来马达声,原来是医疗站用的“北京130”改装的救护车回来了,很快,一个知青举着改装好的汽车大灯冲进病房,手术室顿时亮如白昼。大血管顺利修补成功,大肿瘤被切除。手术全程13个小时。此时,两个O型血的赤脚医生又悄悄地到隔壁注射室,向装有抗凝剂的输液瓶里采自己的血,拿来输给这位大量失血的病人。
 
      此情此景,使人感慨这哪里是乡村医疗站,分明是一群爱的灵魂与死神搏斗的现场。
 
      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,孙立哲看病之余,疯狂自学。
 
      他住的窑洞,一面墙上钉着楔子,摆上几排木板做书架,全是各种医学书,还有在西安影印的英语原版医学杂志,另一面墙上贴的全是外文单词。后来,中央科教组派北京医学院院长彭瑞聪、第二医学院院长李光弼等组成专家团到关家庄考察。李光弼见到这些英文书,就问:“看得懂看不懂?”孙立哲说“大致看得懂,有时候要查查字典。”李光弼发现还有德文书,十分惊奇。因为他在德国留过学,精通德语,就随便翻到一页,说:“你念念这段。”孙立哲念了一遍,李光弼一个字没听懂。孙立哲一翻译,意思全对。原来孙立哲自学德语,都是按照英文的发音念的,德文发音根本没人教过他。他苦学外语,主要是各种医学问题百思不得其解,好在书中寻求答案。



(责任编辑:日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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