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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念张洁

时间:2022-02-09来源: 文汇笔会 作者:汪家明 点击:
|再没有什么能像我的文字那样,让我从容地独立于世。我曾狂妄地说过,哪怕所有的人都讨厌我,我也会因我的文字、我的绘画,活得自由自在 2014年秋末,张洁画展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开幕,铁凝等一大帮作家到场,使之成为一次感情色彩浓厚的为了告别的聚会此前,

 
“再没有什么能像我的文字那样,让我从容地独立于世。我曾狂妄地说过,哪怕所有的人都讨厌我,我也会因我的文字、我的绘画,活得自由自在……“
2014年秋末,张洁画展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开幕,铁凝等一大帮作家到场,使之成为一次感情色彩浓厚的“为了告别的聚会”——此前,张洁已将北京的住房卖掉,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区买了一套小小的旧公寓。在短短的致辞中,她说:“张洁就此道别了”;“我在一家很好的律师事务所留下了一份遗嘱:我死了以后,第一,不发讣告。第二,不遗体告别。第三,不开追悼会。也拜托朋友们,不要写纪念我的文章。只要心里记得,曾经有过张洁这么一个朋友也就够了……”
我自知,跟那些环绕着她,与她挽着臂、拉着手,高声或低声交谈的作家朋友相比,我不过是她的某本著作的出版者,仅有几面之交,所以只是与她打了招呼,会后悄悄离开。
转眼已是一年。初冬北京,雾霾连绵,有时我会想,张洁是否正坐在她曾说过的纽约公寓外,一棵树下的长椅子上,感受她写过的、不同方向吹过来的风?不必再忍受这污浊的、令人无可奈何的空气了。
知道张洁,始于1978年她的《从森林里来的孩子》获全国小说奖;但喜欢张洁,是读了1979年发表的《爱,是不能忘记的》之后。这篇小说当时曾激起那样大的社会波澜,甚至上升到道德观和人身攻击的程度。但不论是那时还是现在,我对社会舆论都不屑一顾,只是为小说中表现出的沉重、低缓、刻骨铭心而又满含诗意的情感所震撼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在写文章之前,都要读一读这篇小说,它总能拨动我的创作灵感之弦。其中个别段落,已能成诵。1980年8月,作为“《北京文学》创作丛书”第一部的《张洁小说剧本选》出版,我买了一册,收藏至今。书前作者照片中,她穿着大衣,坐在雪后公园长椅上,按惯例膝上放着一本打开的杂志,歪头看着我们,饱满的脸上分明透着文气和澹定。那年她四十三岁。照片背面的作者手迹,正是《爱,是不能忘记的》中的一页。
由于喜欢这篇小说,我还动手做了编辑工作:把两段我认为多余的文字勾去。我很想把这意见告诉张洁,可是去信无门。二十年后,1999年3月2日,瑞典大使馆举办《汉字王国》新书发布酒会,使馆特约嘉宾中有张洁。我作为这本新书的出版者(山东画报出版社)、编辑者,与她邂逅于此。西式酒会比较随意,就是拿着酒杯走来走去,相互交谈。我没有贸然与张洁谈《爱,是不能忘记》的修改意见,而是谈到她的长篇散文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,我很喜欢。这本书记录了张洁的母亲从发病到去世八十多个日夜的事情,其中穿插母亲、张洁和张洁的女儿唐棣三代女人的故事。但出版社把它和其他作品编在一起,很不合适。我建议另出一种单行本,并增加三代人的人生照片,而且要把母亲的挂号证、病例、诊断书、药方、医疗费明细单、死亡通知书、火葬证、殡仪馆收费发票、往生位收费收据,母亲生病前后标注时间安排的月历、母亲生前养的猫的照片、母亲给外孙女唐棣(昵称“书包”)的几封信,以及唐棣的结婚照、唐棣的儿子和新生女儿的照片……所有与这本书有关的图像资料都收进来,做成一本“全纪录”,一本最直观、最真实、最有纪念意义,有社会学价值的书。张洁称赞我对图像内容的敏感,认为我的想法很有新意。她同意回家收集一下这些资料后再说。
回济南后,我立即给她写了一封信,并附上我对《爱,是不能忘记的》的修改意见,她于4月3日回信说:
谢谢你对《爱,是不能忘记的》的意见……感谢你多年来对我作品的关注。如你所说,文学现在已经不时髦了,我的书更是没有人读,我想这很正常。文学本来就是“小众”的事,像过去那些年万众一志读文学的事,可能并不正常。而且就我前些年的创作来说,也并不都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,比如我得奖的那些作品:《沉重的翅膀》《从森林里来的孩子》《谁生活得更美好》……这样说起来好像很没良心,可事实上社会对得奖作品的衡量标准,首先必须进入“主流”,既然“主流”,与文学的关系就不是很大了。
在这封信里我才得知,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出版很不顺利,先是在东北一家出版社出版,质量太差,“仅仅几页,错误就有二十多处……我只好终止合同”;后来又有一家出版社要出,她只敢签一次性合同,印了五千册。“我不是不讲效益,但效益和好书不能兼得的情况下,我更关注的是一本好书……跟你谈这些,是希望你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,如果你觉得我不好合作,不妨放弃出版的念头”。她希望我到北京与她再谈一次。
此前,我的确听说张洁是最难合作的作者之一,而且版税比较高。也是在这封信里,她告诉我,她的长篇小说《无字》第一部出版时,上海一家出版社为了蒙混读者,居然把“第一部”三个字删掉,而且文字错误多,制作粗糙,所以她宁肯放弃一万五千册的版税,果断终止合同。后来她送我的《无字》第一部,用红笔在书中做了一些改正,勒口“内容介绍”也用红笔划掉,封面用钢笔加上“第一部”字样。但我有信心让她满意,也让读者满意。6月3日我和编辑室主任刘瑞琳专程到北京与张洁面谈,谈得比较深入,到动情处,她流泪了。离开时我们带走了一些照片和材料。7月上旬张洁赴美国之前,与我们签了合同,并补了图像资料。此后由于她几次往返美国,此书拖至2000年底才付梓。出版不到一年就印了五次。后来拍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电影时,剧组人手一册我们的书,说是对进入剧情和表演极有参考价值。电影的主角是斯琴高娃。
张洁在本书的《后记》中记叙了坎坷的写作经过:母亲生病时,为了不影响唐棣在美国的学业,一直瞒着,没想到母亲的病急转直下。母亲去世后,张洁决心把这八十多天的经历写下来,因为唐棣“是妈的另一块骨肉,她有权利知道每一个细节”。可是,“在我所有的文字中,这十多万字可能是我付出最多的文字”——即将写完的一个晚上,“我并没有发出删除的指令,却在电脑里丢掉了八万多字。一年的努力眨眼之间化为一片空白。而这时,离唐棣的归期只有十一天了……我呆坐在电脑台前,一直过了三更,苦撑着自母亲去世后这个最沉重的打击。国文兄说,可能是母亲不愿意我在这些文字里跋涉,我却认为,这是上帝的意思,他要我在这些文字里再熬煎一次……”后来在一位电脑工程师的帮助下,仅从电脑中找回不成行、不成句、支离破碎的两三万字。无奈,她只好咬牙振作精神重写。奇怪的是,重新写完之后,那丢失的几万字又让另一位电脑工程师在电脑里找到……
又过了十年。我们各忙各的,音问全无。2011年秋,我偶遇张洁的一位小朋友,才知道“张姥姥”大多时间在美国,但有电邮可通,并给我信箱地址。于是我给张洁发了一封信。此后断断续续,将近一年时间里,我们通了十几封信。她在信中说“想起多年前的合作,真的很愉快,你们出版社是个正经的、可信赖的出版社。”这话让我高兴。我们在信里谈文学,谈绘画,谈人生,甚至谈生死。她的话朴实、真诚、有深意,给我很多启发。我说她“悲观之中带着不甘,消极之中含有力量”,她回信未置可否。她谈到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博尔赫斯、高尔斯华绥、杰克·伦敦(巧了,也都是我喜欢的),谈到她这几年的写作,谈到她的短篇《一生太长了》,谈到她喜欢法国毕沙罗的画。我提出希望看看她的画作,她说电邮照片无法反映真实效果,让我去她在北京的家,请邻居领我看她留在那里的几幅油画。毫不夸张地说,看后我很吃惊。她的画正如她的文字,优美而有力量,微妙展示了她的内心,一眼就能看出是她的作品。要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,许多画家画了一辈子也达不到这种境界。诗人、美术评论家西川说她的画是“有内心的风景”,与我同感。
那么,张洁的内心有些什么?她曾在一篇演讲里说:
“再没有什么能像我的文字那样,让我从容地独立于世。我曾狂妄地说过,哪怕所有的人都讨厌我,我也会因我的文字、我的绘画,活得自由自在…… 
写完《无字》以后,很长时间我没有交给出版社,因为我知道,一旦把它交出去,它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不像朋友,离开之后还会回来看望我,而我却不可能再写一部同样的小说。我和它朝夕相处十二年,为它花费了许多心血,常常为了一个字放在前面、还是后面而推敲很久。有个朋友说,哪个读者会注意你这个字放在前面或是后面的不同呢?我说,我在意……“
朋友们说,你有饭吃、有衣穿,有房子住,事业成功,为什么不快活?我说,也许仅仅是因为一棵树……我和这棵树的关系,没有人可以理解。
再过四个月,张洁就七十九周岁了,按中国的算法八十了。跨越时空,我似乎又看到她在遥远异国坐在公园树下长椅上的模样:优雅地侧着身,眼神依然清澈而澹定。
本文刊于2016年1月12日文汇报·笔会,原题“坐在树下长椅上的张洁”。

(责编  晓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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